城镇化重任在肩，俨然成为中国未来改革的最大红利。
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6日在北京闭幕，“新型城镇化”被提到新的高度。朝野之间，都将新型城镇化定位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。通过推动城镇化，刺激投资与消费，造就庞大内需。
有意思的是，时隔不到一个星期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亦在京召开，会议强调，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，不限制或者强制农民流转承包土地；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，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超过城镇居民。此次会议，被称为中国农业发展纲要。
事实上，相对新兴城镇化，中国未来更重要的是农业现代化。
1872年，一个名叫明恩溥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，总结其50余年的在华经历之后，写出了传世之作《中国乡村生活》一书。这位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通称：“中国乡村是这个帝国的缩影” 。
那么，乡村的发展到底由谁主导？
当下，中国的国家战略表现为以 “城市为中心”和“先城市后乡村”。事实上，以反哺的名义，单向开启城市之门，是一种“城市霸权”。城市与乡村不是割裂的，城市与乡村两种文明应该互动发展，在城市的发展中，应该保留对乡村的足够敬畏。
今年，中国的城市人口终于超过了农业人口，非农人口历史上第一次突破50%。但是，如果算上在农村出生，后来脱离农村户籍的人口，则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的人口，仍然占据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。在此情况下，乡村的存在，意味着很多人的故乡，以及永不荒芜的精神家园。
由此，中国的乡村的作用，不能仅仅从经济功能衡量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说，绝大多数人口与农村有无法割舍的生命关联，正如时下流行的《乡愁里的中国》一书所说，乡村是人们“乡愁”的寄托，是不能舍弃的精神家园。
同时，乡村的存在，亦是人类生存方式多元化的必要。乡村与自然的和谐共存，亦可以给予城市诸多的启示。
现代以来，霍华德的“田园城市”理论深入人心，当越来越多的人对城市的喧嚣与拥挤所困扰时，很多人开始了对于田园的向往。在西方发达国家。曾经向往城市的人们，已经开始了重归自然和乡村之路。
如何快速地完成中国乡村的改造也成为了各级政府努力的方向，目前，中国新农村建设中，存在着很多乱象，某种意义上与城市先验论有关。在一些地方，一搞新农村建设，就强行把大批的农民强行驱赶到一个地方，集中住到楼房中。在笔者最近几年调研的众多城市中，相当大的一批主政者，都将消灭农民，作为推进当地城市化的重要手段。
而被寄予厚望的城镇化，亦以消灭农村、建成城市为业绩。权力的介入，资本尤其地产资本的进入，改变了乡村本来的生存方式，强行将农村纳入工业化体系，引起了越来越多反弹，在征地拆迁中日益剧烈的冲突，就是血的警示。而衡量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平，往往将多少农民转移到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。
新型城市化，绝对不是要消灭农民，消灭农村，人为地实现所谓70%乃至更大程度的人口城市化，而是要实现乡村与城市的共存。
某种意义上说，辅助乡村，就是城市的自救。特别在当下中国内需不振的情况下，要造就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，必须提升社会底层的消费能力。长期以来，中国城市的发展，是以牺牲农村的利益为代价的，存在几十年的剪刀差，使大量的农村财富，变相流入了城市。中国城市崛起，乡村塌陷的怪状，制约了乡村消费能力的提升，不利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。而乡村的成长，就是国家的成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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